合法的国家公权力活动引起损害，国家机关愿意赔礼道歉，也应当是来自于政治上的压力，而非司法上的强制。
而重庆市则认为两地应当分享税收收益权，并进行合理的分配。专项性协议只涉及区域合作进程中的某一方面或某个行业[29]。
该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界定我国省级政府在区域法律治理中处理跨区域事务的自主权范围，也有助于为国务院在中央和省级政府权限划分中如何为保障地方自主权提供理论支撑，从而最终促进我国区域合作的顺利开展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序实现。在合作单一制理论指导下，中央与地方关系区域治理模式逐渐形成，该模式首先强调中央享有至上权威，即保留作为前提和基础的区域法律治理的领导权。……有助于促进宪法解释学及法解释学在我国的发展，而劣势在于宪法相关条款过于抽象，政治宣示性有余而实际操作性不足，难以充分体现实施的价值。如《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强制性要求各成员方出台实施性细则来补充和实施该协议[16]。第二类，仅涉及地方性事务的区域合作协议。
区域合作中的地方自主权的制度化可供选择的方案大致包括三种：其一，修改宪法的方案。不难看出，我国实践中的绝大多数区域合作协议系地方政府自主签订，并没有出现中央政府的全程主导、事中参与或事后监督等现象。近些年来我国最高司法机关也开始认识到法律解释在法律适用中的地位。
[8] 王利明著：《法律解释学导论：以民法为视角》，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97页。关于法律的具体应用解释，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国务院及主管部门的解释，不属于立法法调整的范畴，立法法对此没有规定。同样地，即使本身并不违宪的法律规范，也不等于在适用过程中不会走样、不会背离宪法，因为法律规范不能自动适用，在适用时首先需要法律适用者去解释它，在解释的过程中就难免出现忽视宪法甚至胡乱解释、歪曲解释并有违宪法的情形。[21] 在一般情况下，行政执法人员、法官和检察官在适用法律时由自己对法律作出应用性解释，必要时也可分别报请上级行政主管部门乃至国务院、上级法院乃至最高人民法院、上级检察院乃至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
[6] 而马克思早在1842年所写的第一篇论文《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中就强调：法官有义务在把法律运用于个别事件时，根据他在认真考察后的理解来解释法律。而且，《人民法院组织法》也只是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
接着，他必须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确定该规范的意义及其适用范围。著名的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指出：解释不是一种在理解之后的偶尔附加的行为，正相反，理解总是解释，因而解释是理解的表现形式。（二）依宪释法与我国现行宪法解释制度并不冲突 在法律适用中通过依宪释法的方式开展宪法实施，核心是依照宪法来解释法律。（三）依宪释法有宪法依据 众所周知，我国现行宪法在序言的最后一段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又如，最高人民检察院2011年8月9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检察法律文书说理工作的意见（试行）》中明确指出：检察法律文书说理，是指人民检察院对自身的执法行为和作出的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法律、事由进行分析论证、解释说明的活动、必要时，应当结合案件事实对条文的含义、法条适用进行解释和说明。又如，在2007年肖传国诉北京雷霆万钧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方是民（方舟子）名誉权纠纷一案中，北京市第一人民中级法院一审审理认为：公民的言论自由亦为法律所保护，公民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亦不受法律追究。[18] 然而，依宪释法所要求广大行政执法者和司法者进行的法律解释，仅仅是一种具体的、面向个案的应用解释。[17] 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92页。
通过依宪释法的方式间接适用宪法，才是当下中国在法律适用中实施宪法的切实可行之正道，才是当下中国的宪法适用之门、宪法实施的重要之门。[30] 参见黄启祯译：《关于‘吕特事件之判决——联邦宪法法院判决第七辑第一九八页以下》，载《西德联邦宪法法院裁判选辑》（一），司法周刊杂志社1995年版，第106-108页。
无疑，违宪审查制度是宪法至上权威的重要保障。[6]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修订译本），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18页。
显然，在我国的法律适用中通过依宪释法方式开展宪法实施，德国等国的有益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在很大程度上，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适用法律的过程，就是具体办案的执法者和司法者个人解释法律的过程。四、结语：积极主动走进依宪释法的宪法实施之门 法律适用中的宪法实施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它是法律适用的应有之义，是宪法至上的内在要求。[23] 因此，我们既要看到依宪释法的法律解释性质，还应看到依宪释法与宪法解释的联系。[11] 在位阶上宪法规范高于其他法规范，因此，抵触宪法原则之一般的法律规范将归于无效。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
据此，法院依照《民法通则》第101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肖传国要求被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的诉讼请求。同时，德国基本权利第三人间接效力的理论和实践可以借鉴，而且在国内这些年来在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的法律适用实践中我国各级法院的法官们已经开展了相关探索，产生了一些依宪释法的宪法实施案例，由此我们可以说，在法律适用中通过依宪释法的方式开展宪法实施在当下中国完全具有可行性。
[15] 有必要强调的是，我国现行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的法律解释，并没有垄断所有的法律解释，它仅是指立法解释。例如，在1988年沈涯夫、牟春霖诽谤案中，针对沈涯夫、牟春霖要求保护新闻记者合法权益的上诉理由，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认为，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言论、出版的自由和权利。
[23] 上官丕亮：《宪法实施的三大误区》，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25] [德]Christian Starck：《宪法解释》，李建良译，载李建良：《宪法理论与实践》（一），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210页。
就拿其中所应用的司法领域来说，依宪释法不仅应用于民事诉讼领域，而且还应用于行政诉讼以及刑事诉讼领域。[16] 参见上官丕亮：《宪法文本中的宪法实施及其相关概念辨析》，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德国等国的基本权利间接第三人效力理论其应用范围比较窄，它只应用于民事诉讼之中，仅仅主张依照宪法去解释私法，且只强调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的解释作用。[38] 参见2008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
[15] 参见上官丕亮：《论行政执法中的应用性法律解释》，载《行政法学研究》2014年第2期。[16] 2000年3月9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顾昂然在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草案）的说明》明确指出：法律解释包括立法解释和具体应用解释等。
[28] 正如已故的蔡定剑先生所指出的：不能把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解释权理解为其他机关都不能对宪法进行解释，它只意味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对宪法的最终解释权。[20] 有必要指出的是，目前在实践中我国大量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并不是在具体应用法律时所作的解释，而是在没有具体对象和具体案件时作出的一种抽象的解释。
立法法所明确的法律解释仅指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法定程序对法律进行的解释，这种解释性质上属于立法解释，不包括对法律的具体应用解释。比如，2004年5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强调：在裁判案件中解释法律规范，是人民法院适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不少学者认为，法律条款规定明确时就不需要进行解释，而只有在法律的规定不够明确或者人们对法律的理解有歧义时，才需要对法律进行解释。当务之急是积极主动地走进依宪释法这扇宪法实施之门，在广泛的法律适用实践中全面适用宪法，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21] 上官丕亮：《当下中国宪法司法化的路径与方法》，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2期。就批评或争鸣文章使用的言辞而言，过激的言辞，一般也是可以允许的。
然而，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和实践，我国的法律解释在事实上有两种：一种是立法性的法律解释，一般简称为立法解释，是指立法者在法律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者作出补充规定时对法律作出的解释。[35] 据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参见[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54页。在美国的成文宪法中，高级法最终获得这样一种形式……既具备制定法的形式，又以司法审查制度作为补充，高级法又恢复了它的青春活力，从而进入了其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时代，这是从查士丁尼时代以来法学上最富有成果的时代。
我们中国也不例外，宪法明文规定了宪法的最高地位。在公民个体之间的民事纠纷中，采取的是所谓间接适用（indirect effect）的观点，认为宪法性权利只限于对私法原则产生一定影响（influence）而不能完全取而代之，宪法洋溢（flows）的智慧或放射（radiates）出的那些思想光芒将照耀着私法体系并且影响着对私法规则的解释，由此私法规则应当在相应的宪法规范的基础上加以解释适用，但归根结蒂最终适用的还是私法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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